吳永泰、李德才先生訪談錄－－廣東音樂故事（四）

吳永泰、李德才先生訪談錄－－廣東音樂故事（四）

　　本年7月17日，區區有幸再跟吳老在九龍和宜合道茶聚，這次還多了位剛從加拿大回港度假的George Lee李前輩（以下簡稱李老）。聽李老講述他當年拜訪邵鐵鴻和劉天一兩位樂壇名宿的故事，真是津津有味。李老對於二人的印象和評價，有著天淵之別，其中不乏值得仔細品味之處。特別是邵鐵鴻先生，《維基百科》雖然有他的條目，但撰文者主要是從舊報紙輯下一些有關他的新聞資料，未能透顯他的精神風貎，李老的回憶，無疑是十分珍貴的補充。

一、邵鐵鴻的風範

1. 初交淵源

　　李老今年七十五歲，他在1974-76年間，曾以青年樂迷的身份，四度拜訪邵鐵鴻先生。當時經常跟邵氏合作的一群樂師，李老認識其中一位的太太，正是透過這重關係，才得以結交拜會。

　　李老回憶，邵鐵鴻當時是住在九龍界限街跟荔枝角道的交界附近。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地點，就是在邵氏家中對面的一所酒樓。李老隨身帶上一大堆邵鐵鴻有份參與演奏的唱片，逐張向他展示，並詢問一些樂曲的細節，邵鐵鴻表現得十分高興，有問必答。以後幾次，二人都是先在酒樓共進午餐，然後再到邵的家中詳談。不過，從第二次開次，李老不再攜帶沉重的唱片，而是預先把樂曲翻錄到卡式磁帶中，再帶同錄音機到邵氏家中請教音樂的問題。邵鐵鴻也在李老面前，親自示範過多種樂器。

　　在最後一次見面時，邵鐵鴻曾把兩盒附有親筆題字的錄音帶，贈送給李老。此外，還有一份由他創作的手抄音樂曲譜（見右圖）。

2. 風範印象

　　邵鐵鴻（1914~1982），人稱「邵公子」。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他是廣東南海三山鄉人，字雲生，自號水雲鄉主。書法習瘦金體，是一位風流瀟灑、豪邁爽快的音樂名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邵鐵鴻在香港顯勤學校唸書，後轉入大同中學，求學時期已經常參加畢業典禮演奏會及慈善籌募會等活動。五十年代，他曾主演過兩齣粵語片，即《流水行雲》（1954）和《彩鳳引金龍》（1957）。1982年4月11日，因腦溢血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根據李老的回憶，邵鐵鴻是位十分和靄可親、毫無架子的老前輩。最記得一次，李老帶著剛下課的小兒子，一起去拜訪邵先生，那時小兒子才幾歲，還不甚懂人事，邵鐵鴻竟主動伸手，跟他握手。此外，邵鐵鴻的為人也相當健談，你問他，他必答；有些你不問的事情，他也會主動告訴你。

　　李老稱，邵鐵鴻的文化修養很高，沒有不良嗜好，不煙不酒。他終身不娶，孤身獨居，而且生活十分檢樸，毫不揮霍，家中幾乎沒有多餘的傢具。他所使用的樂器，好像二胡、琵琶之類，都是十分普通的貨色，不像今天一些音樂名家那樣講究，動輒就是印度紫檀、明清酸枝，沒有十萬八萬一件也看不上眼。所以他逝世後，由於所有樂器太過平凡了，竟然無人主動承繼，最後全歸「收買佬」。

3. 樣樣皆精

　　據邵鐵鴻的自述，他自幼便跟隨舅父學習各種樂器。他也曾在李老面前示範演奏過多種，包括三弦、揚琴、琵琶、二胡、洞簫等等，李老每聽完一曲，當然都會「拍爛手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弦，他的玩法，不像今天那樣把琴抵在腰腿間，而是橫放於膝蓋上。（吳老補充：老一輩玩三弦、二弦都是如此的。）

　　有次李老問邵鐵鴻，為何在他早期那麼多有份參與演奏的唱片中，皆沒有由他拉二胡的樂曲。邵的解釋，呂文成是領班，一般是由他自己拉二胡當頭架，有時因應樂曲的需要，他轉玩木琴，二胡通常便交給梁以忠、蔡保羅等人。邵鐵鴻表示：「二胡輪不到我」；「我玩這麼多種的樂器，其實也是呂文成迫出來的」；「如果只識得玩一種樂器的話，根本搵唔到食。」

［左］邵鐵鴻撰曲的《錦城春》，1936年初版便由他來拉二胡，呂文成揚琴，梁以忠椰胡，何與年琵琶。邵鐵鴻曾向李老透露，這是唯一一首呂文成讓他玩二胡的作品；［中］1957呂文成《音樂精華》第一輯收錄此曲，這次便由他自己拉二胡了，邵鐵鴻吹洞簫。六十年代邵鐵鴻所出的兩張個人音樂唱片中，均未有收錄這首名作，實在令人遺憾。根據李老的推斷，邵鐵鴻可能已打算出第三輯，只是未及實現便逝世而已。［右］三十年代呂文成創作的《小蓬萊》，錄唱片時竟由邵鐵鴻用梵鈴當頭架。邵鐵鴻的梵鈴樂曲，目前見到的只有這首，相當珍稀。

［左］1936年灌錄的《漢宮秋月》。呂文成木琴，林浩然鋼琴，何大傻結他，梁以忠二胡，邵鐵鴻洞簫。邵鐵鴻曾跟李老說，呂文成在事後責備他洞簫吹奏的聲量太細，幾乎完全聽不到。［中］邵鐵鴻表示，他在五十年代以後已很少玩洞簫，原因是他一直使用的洞簫不知何故高了半度音，轉用第二枝，又覺得不太順手，因而在1967年出個人音樂唱片時，演奏的這首《漢宮秋月》，全體樂師都要調高半音來遷就他。他在本曲又特別稱讚馮少堅拉的南胡，玩得十分出色。［右］邵鐵鴻的琵琶名曲《滿江紅》，這是最早期的版本，大概錄製於40年代，是78轉黑膠唱片，唱片另一面是《流水行雲》。

4. 音樂晚會

　　1979年７月，邵鐵鴻在大會堂舉辦個人音樂演奏會，胡章釗擔任司儀。他一人玩遍各種樂器，還兼唱粵曲，曲目至今還保存於舊日報章上。當晚的演出次序是：（一）音樂合奏《平步青雲》及《錦城春》；（二）梁潔芳獨唱《紅豆曲》；（三）邵鐵鴻揚琴獨奏《倒垂簾》及《到春雷》；（四）李楓獨唱《憶王孫》及《愁怨》；（五）黃月娥獨唱《花嬌人更嬌》；（六）邵鐵鴻二胡獨奏《彩鳳引金龍》及《鳥投林》；（七）邵鐵鴻古箏獨奏《相思扣》及《漢宮秋月》；（八）邵鐵鴻洞簫獨奏《流水行雲》及《龍戲珠》；（九）邵鐵鴻琵琶獨奏《風雪月》及《滿江紅》；（十）邵鐵鴻及劉艷華合唱《郎歸晚》。

　　吳老補充，事實上，邵鐵鴻當晚並無玩那兩首琵琶曲，根據高國華師傅的說法，邵鐵鴻是感到自己年歲漸老，技術退化，有力不從心之感，表現不及後生一輩，獻醜不如藏拙，最後主動放棄的。李老也表示，他最後一次去拜訪邵鐵鴻時，邵曾玩過一段琵琶曲《風花雪月》給他聽，聲稱是新作曲的，李老的感覺也是不算太好，遠不及《滿江紅》。

5.個人唱片

　　邵鐵鴻在六十年代曾自資灌錄過兩張個人的音樂唱片。

　　第一張是1967年8月上巿的《流水行雲》，「韶聲唱片」公司的創業，這是邵鐵鴻自己搞的公司。全碟的曲目如下：《流水行雲》、《平步青雲》、《消遙引》、《醉桃源》、《到春雷》、《漢宮秋月》、《餓馬搖鈴》、《走馬英雄》、《賽龍奪錦》、《得勝回朝》。

　　第二張是1968年上巿的《紅豆曲》，「韶聲唱片」創業一週年紀念，由邵鐵鴻擔任監製、作曲、主奏。所收樂曲，全是邵鐵鴻個人創作的（而且曲名都是三個字）。曲目如下：《紅豆曲》、《憶王孫》、《人月圓》、《漁父吟》、《陶陶樂》、《萬里行》、《相思扣》、《纏綿曲》、《玉樓春》、《彩雲歸》、《龍戲珠》、《滿江紅》。

　　邵鐵鴻曾向李老透露，這兩張唱片的製作非常認真，是按照香港當時最高標準來錄製，基本上是傾盡所能，拿出最好的東西。錄音前一眾樂師先在邵的家中演練多次，然後向娛樂唱片公司的劉東租用其錄音室，由於費用不霏，必須一日之內完成，時間十分緊逼，大清早便開始錄音，搞足一整天。最後，還要把唱片的模具運到日本去製版。從創作心態上看，邵鐵鴻顯然是視此為自己傳世之作，極其珍重，甚至還相當自負，唱片封面赫然印有「不朽名作」、「此曲祗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等語句。

　 ［左］《流水行雲》，邵鐵鴻的代表作　　　　　［中］《紅豆曲》，家傳戶曉　　　　　　　［右］《醉桃源》，可謂首首聽出耳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唱片上邵鐵鴻的英文銜頭是「PROF. SHIU TIT HUNG」（邵鐵鴻教授）。根據他向李老的說法，這不算是胡亂杜撰來「呃鬼佬」，因為他的確曾應香港某專上學院的邀請，短期當過音樂教師，故此才敢在唱片用上此稱號。

6. 樂師辛酸

　　李老回憶，根據邵鐵鴻自述，他一生除了曾在香港先施人壽保險公司任職外（大約十年左右），此外再無打過其他工，基本上一直是依靠樂師職業來維持生計的。

　　邵鐵鴻曾親口透露，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當樂師，除非是頭架領班，特別是能拍到一些名伶老倌，收入才會稍為好一點，其他普通樂師的收入，其實並不理想，缺乏生活的保障。以「四大天王」的何大傻（1896-1957）為例，他晚年便因患上肺癆，去世前三幾年，根本無人敢請他合作，因而生活十分潦倒，身後亦蕭條。

（吳老補充：很多人不知道，何大傻的兒子也是樂師，記得在1963年，吳老偶然經過紅磡蕪湖街蕪湖酒樓，門口見有花牌，簡單寫上「特聘何大傻兒子何尚仁先生為本歌壇擔任拍和」的字句。至於樂師收入，的確是很一般，但呂文成曾向他透露，和平後在廣州，最多試過一天拿到五百元的薪酬，而且還是港幣。只是不懂節制，白天來，晚上去，結果是流水落花，轉眼成空。）

　　在香港歷史上，經濟環境最惡劣，除了三年零八個月外，要數整個五十年代。中國大陸解放前後，大批難民湧入香港。韓戰爆發後，由於西方禁運，香港失去了所有轉口貿易，那時又未有工廠，社會百業蕭條，人浮於事，找工作十分困難，一般巿民的生活也相當艱苦。李老回憶，他兒時家中也曾試過短期斷炊，嘗過幾次捱餓的滋味。

　　五十年代，在香港當樂師的收入既然十分微薄，整天憂柴憂米，反而聽從號召，北上投共的話，至少不用擔心兩餐的問題。因此在當時，「返廣州」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劉天一、崔蔚林、何浪萍等人便先後回去。由於不斷有人找邵鐵鴻遊說，邵於是便以喜歡香港的「賭狗賭馬」來作簡單的推搪藉口。事實上，他本人並不好此道的。

　　李老表示，從其他人口中得知，邵鐵鴻晚年的經濟狀況其實也是相當拮据，經常要跟人借錢，這也許亦是他多次搬家的原因，為的就是想找到租金便宜一點的地方居住。對於此點，區區聽後頗感驚愕，吳老也表示從未聽聞。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以為「邵公子」應該家庭出身不錯，五十年代拍過電影，估計是自資的吧，否則以他的演技，何能拍上紅線女、鄧碧雲等當紅老倌，自己當第一男主角呢？六十年代，他擁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出版過兩張個人音樂唱片。原來這一切，都只是表面風光而已。

［右］邵鐵鴻於1957年主演的粵語片《彩鳳引金龍》，自當男主角。電影一開始的主題曲即由邵鐵鴻撰寫、填詞兼演唱，此曲（《平步青雲》）其後收錄於1967年其個人唱片《流水行雲》中。

邵鐵鴻先生有三首不朽名作，最常被人拿來填詞作小曲演唱：（左）《流水行雲》、（中）《紅豆曲》、（右）《錦城春》。但《錦城春》一般都只截取前半部份，很少取用全曲的。例如這首《追龍》，只有開頭幾句是用《錦城春》，從「我自上紅白癮」起，便改用《平湖秋月》。

二、劉天一的架子

1. 撻朵拜會

　　邵鐵鴻的人緣頗佳，從其口中得知，他跟呂文成關係一直不錯，跟劉天一更加十分友好。恰好李老認識一位在廣州的朋友，他是在劉天一主管的廣東音樂曲藝團當基層職工，於是李老便在1981年「膽粗粗」，打算故技重施，帶著錄音機北上廣州，希望透過那位朋友的引介，拜訪劉天一前輩。也許是那位朋友的地位過於低微，面子不足，劉天一竟然拒絕見面。於是那位朋友建議，既然一場到來，不如直接拍門硬闖吧。李老想一想，覺得不太好意思，但又不甘心空手而回，於是心生一計，寫上一紙便條，大意是：我是香港邵鐵鴻先生的朋友，從他口中得知劉老師的音樂造詣精湛，希望能拜會你。劉天一看到「邵鐵鴻」的名字，自然要給老朋友一點面子，立刻接見李老。

2. 聞呂色變

　　開始時，李老先談談劉天一當年在香港有份參與演奏的音樂唱片，劉氏已經面露不悅神情，當他一聽到「呂文成」的名字時，更加面色一沉。李老還未有所覺察，拿出錄音機播出《平湖秋月》，劉天一立即強調，此曲根本不能算是呂文成創作的。李老見狀，不敢再播下去。

　　事後李老才想明白，劉天一當年原是在香港失意才回大陸的，你還不識趣跟他說當年，他心裏自然不高興。特別是劉天一以二胡為看家本領，三十年代已經嶄露頭角，古箏是和平後在香港為著謀生需要才學習的，起初水平並不高，邵鐵鴻親口跟李老說過，劉天一當年曾三番四次要求其跟呂文成說項，讓他來拉二胡，但呂文成一直不肯答應。因此在他心目中，根本是討厭呂文成的。李老事前未有周詳考慮，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3. 廣州受辱

　　李老憶述，在跟劉天一見面的整個過程中，劉氏一直在「擺款」（擺架子），毫不友善。李老在回去前，曾買了點手信禮物，是一具頗為別緻的金色打火機。甫及見面，剛想呈上之際，劉天一見狀竟高聲喝道：「你想怎樣！」李老嚇得連忙把打火機放在桌面上，不敢造次。

　　後來劉天一的兒子也推門進來，他的態度更為囂張，毫不客氣，滿臉不屑的神情。後來大家談了一會，大概劉天一感覺李老沒有半點惡意，態度才稍為溫和一點，接受了禮物。李老本想向他恭維奉承，把話題拉到劉氏創作的名曲《魚游春水》來，然後又提出，「劉老師可否把一份油印的曲譜送給我呢？」劉天一竟然冷冷地回答：「你去新華社申請吧。」總之，整個見面過程，李老的感覺就是「一場受辱」。

　　最後，劉天一也帶著李老簡短地參觀了一下學院，李老回憶，學生人數也頗多。臨別時，劉天一送他到門口，走遠了，李老回頭一瞥，只見劉天一拿著剛才他所送的打火機，點燃著一根香煙。

　　李老對於劉天一的總體評價是：「官威十足，半點大師風範也沒有！若跟邵鐵鴻比較，相差太遠了。」

（按：以上基本上就是李老的原話，區區盡量不對原意作任何添減。淺見以為，李老的印象，可能也是比較片面，未必能反映劉天一先生的精神全貌。首先，1981年距離文革結束還沒有幾年，劉天一本人既親歷文革的整個過程，驚弓之鳥，心裏自然是猶有餘悸，政治警覺性十分高。特別是他剛加入中國共產黨（1980），忽然無端有位「境外勢力」的不速之客登門來造訪，不可能沒有戒心的。因此，他處處顯得防範，不甚友善，原因也是可以諒解的，畢竟還是兩個世界！）

（又按：區區認識一位已經去世多年的同鄉樂師，他今天如果還在世的話，年輩大概跟李老、吳老差不多吧。記得曾親耳聽他說過，七十年代初，他幾次從家鄉專程遠道廣州，登門拜訪劉天一。劉天一每次都是跟他先講兩句廣州話，以後便全說家鄉台山話。劉天一主動叫他拉幾句高胡讓他聽聽，看看有那些可以改進的地方。當時還屬文革時期，玩廣東音樂是有一定政治風險的。年青人表示有點顧慮，劉天一反而表示：「關閉大門，細細聲拉，不用怕的。」可見劉天一對於後輩的提攜，算是頗有心的。他應該不是太有架勢，難於相處的人。）


三、其他

1. 著名音樂《禪院鐘聲》，區區看過有關資料，都說是崔蔚林創作於1949年，但吳老堅稱是1939年，並指出，當時崔蔚林住在九龍油麻地廟街附近，每天早晚聽到廟裏傳出的紅魚青磬聲音，從而獲得創作靈感。此外，兩位前輩都認為，相比起同期的音樂名宿，崔蔚林的造詣顯得有所不及，即使是洞簫，也不算玩得太出色。

2. 談起音樂名家晚年的經濟境況，往往都不太好。李老表示，家境最富裕的，當首推陳文達。他在廣州出生，是位富家公子，年少時在香港聖約瑟中學畢業，其後入香港政府水務局任職，由於保著「鐵飯碗」，境況當然在諸人之上。

3. 有關廟街生鬼七的見聞，李老也想稍作補充。他七十年代任職夜班，通常華燈初上，七時左右，生鬼七便開檔，李老每天都只能看二十分鐘便要匆匆上班。他回憶說，當時廟街的歌檔，以生鬼七的聲音最為響亮，因而一開始便能吸引著他。有次李老問生鬼七，為何您這檔的音響如此厲害，生鬼七回答，這套音響設備是他一位在香港電台任職技術員的朋友製作送給他的。至於電力來源，李老表示當時是用汽車電池。生鬼七又曾跟他說，有次有位洋人走過來問他，何以他拉奏的小提琴可以如此大聲，原來那時生鬼七已把一個類似拾音器的東西，放進小提琴內。李老又回憶，通常生鬼七只在開始時演奏一首純音樂的開場曲，這也是李老最喜歡聽的，有次他給點賞錢，點了《醉月》，生鬼七點頭向他示意道謝。李老至今仍不能忘記生鬼七那手梵鈴，確是十分出色。
［右］陳文達的名作《醉月》，歌林78轉唱片。梁以忠（梵鈴）、林浩然（鋼琴）、何大傻（啫士鼓）、譚沛鋆（吐林必）、宋子光（色士風）全西樂合奏

4. 說起小曲《賣相思》，呂文成在大陸時已經常拿作精神音樂來演奏。吳老補充，他多年前聽過姚莉的電台訪問，三十年代中，姚莉還是個天真的小女孩，有次參加歌唱比賽，唱完便坐在一旁等待結果，忽然有一把女性的聲音問道：「小妹妹，你唱得這麼好，是誰教你的？」姚莉回答：「我沒有老師教，只是自己聽留聲機學。」女的又問：「你最喜歡聽誰的歌？」姚莉說：「我最喜歡周璇。」女的問她：「你知道我是誰嗎？」姚莉回頭一看，竟然就是周璇。周璇還主動以後要指導她唱歌技巧，姚莉真的受寵若驚，說自己沒錢交學費，不敢高攀。這時站在周璇身旁的陳歌辛搭腔道:「小妹妹，周璇姐姐叫您跟他學唱歌，自然不會收您學費。」周璇找嚴華替她寫了《賣相思》，還幫她灌入唱片。姚莉記得她初步進錄音室，看到六十人的中西大樂隊，頓時嚇得目瞪口呆。當時是1937年，姚莉只有十五歲。幾十年後，她還對周璇當年的提攜之恩銘記於心。［右］廣東音樂版《賣相思》，區區想起波叔的《光棍姻緣》。全體樂師包括：呂文成、梁以忠、何大傻、高鎔陞、邵鐵鴻

5. 由邵鐵鴻又說到了「骨子腔」曲藝名家鍾雲山，他跟梁以忠、邵鐵鴻等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尤其是梁以忠，更加稱兄道弟。話說他和平後在香港最初並非唱粵曲的。他一方面教人唱曲，同時也擔任樂師拍和，最擅長玩電結他。1962年，朋友們取笑他「識彈唔識唱」，他一氣之下，找人寫了一支粵曲（即《一段情》），隨便找幾個樂師拍和，灌入唱片。誰料一炮而紅，唱片極其暢銷，很短時間便再版三次。他自述平日很少留意這首歌，有次特意播來聽聽，才驚覺拍和師傅玩得非常爛，六件樂器中，有三件音準是不對的，掌板也頻頻撞板，可見當時也隨便，只找來幾位「二打六」的拍和，但最難得是聽眾並不介意！
［右］鍾雲山1980年代初期在廣州中山大禮堂的現場演出，真是餘音裊裊，繞樑三日。區區主觀淺見，粵曲的精粹、最高境界，可以此為代表。顧曲周郎一定要能欣賞到骨子腔、豉味腔，才算是合格的粵曲迷。

6. 吳老稱，1974年時，呂文成曾回廣州探望老朋友，時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家雖有聚會，但卻不敢玩音樂。臨離開前，廣州文化局曾跟呂文成見面，大意是五六十年代時，曾把他所撰的一些廣東音樂作品灌錄唱片，現在要給他「版權費」。呂文成的確是把錢收下了，但在廣州飲飲食食，買點手信，最終全部花光，分文沒拿回香港。

7. 吳老又稱，梵鈴王陳厚只用三隻手指來玩梵鈴，原因是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廣州西關所居的大屋被日軍飛機轟炸，結果被炸掉了一隻手指，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這是趙芝雲親口跟他說的。

吳永泰先生訪談錄－－廣東音樂故事（三）

吳永泰先生訪談錄－－廣東音樂故事（三）

　　本年五月初再跟吳老及其石梨粵樂小組的掌板師傅強哥在和宜合道茶聚。承蒙吳老惠贈二胡一把，實在銘感五內。吳老這次講述的掌故故事，主要是有關廟街生鬼七的事跡。

一、尹自重、駱津與《凱旋》

   

　　　　尹自重梵鈴獨奏的《凱旋》　　　　　　　　　三十年代勝利唱片公司的目錄　　　　　　　陳俊英攝於1959年(廣州)

　　吳老指出，粵樂名曲《凱旋》是陳俊英於1930年代所撰，在上海已有錄音，至1940年代盧家熾在廣州亦曾灌錄過唱片。區區一直以為《凱旋》是為紀念抗戰勝利而撰，經吳老一提，翻查網上資料，原來陳俊英初撰此曲，的確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後不久，其後又對樂曲略有修改。

　　舊日歌壇、曲藝社有一不成文的習慣，大凡向某位音樂家請求點曲，人家若是玩梵鈴的，通常便會點《凱旋》，笛子的便點《一錠金》，二胡便點《鳥投林》，喉管便點《下漁舟》，一般大多是如此。例如，有次雅聚，高國華師傅便請求馮少堅用梵鈴拉奏《凱旋》，馮氏亦屬大師級的功架，玩得爐火純青，大家可謂聽出耳油。

　　在《凱旋》的現存眾多版本中，最膾炙人口的當首推尹自重的梵鈴錄音了。

　　吳老憶述，尹自重自六十年代移民加拿大後，仍不時回港。1980年，他回港並組織「省港澳廣東音樂巡迴表現」樂團。這個樂團是純玩廣東音樂，不唱粵曲的，成員包括尹自重、馮少堅、馮少毅、陳文達、王粵生、馮華、羅正庭、廖森、張寶慈、黃其浩等。演出的首站是香港，然後到澳門，跟著是中山、順德、江門、新會、佛山等地。

　　根據吳老家鄉新會的鄉書記所述，當時樂團是在新會圭峰山的人民大會堂演出，首曲便是由尹自重拉奏《凱旋》。可是觀眾的質素實在低劣，臺上一眾樂師正在演奏，臺下卻人聲鼎沸，喧嘩嘈吵，這對演出者無疑是非常不尊重。直到有位幹部按捺不住，站出台口，一喝一聲，觀眾才頓時鴉雀無聲。

　　樂團演出的尾站是廣州，地點在中山大禮堂。當時廣州的樂師亦有參與演出，首曲亦是《凱旋》。但尹自重卻特意站出臺前，邀請駱津來領奏，並親手把梵鈴遞給他，以示對其尊重。

   

　　　　　　　　　　　　　　　　　　梵鈴大師駱津　　　　　　　　　　　　　　　　　　　　　　　駱慶兒

　　1991年呂文成逝世十週年紀念音樂會，駱津、何浪萍、黃錦培、黎浩明等四位廣州樂師，也專程來港參加。

　　駱津的兒子駱慶子因為家學淵源，亦是梵鈴高手，他二十多年前已移居香港，並在香港演藝學院任職。據吳老憶述，1986年駱慶兒來港旅遊時，曾到潘氏宗親會玩音樂，猶記得當時他們一行三人，完全是標準「大陸人」的裝束———白襯衣、西褲、皮鞋。當時駱慶兒還十分年青，形貌清瘦，大概歲月不留人，今天他早已發福。事後高國華師傅稱讚駱慶兒玩的《凱旋》，非常有乃父功架，真可謂虎父無犬子。

　　駱津領奏的《凱旋》版本，網上不難找到，但是音質欠佳，還望大家見諒。

二、廟街街檔歌壇與生鬼七

   

　　　　　　　　　　　廟街大牌檔與路邊的熟食（近景好像是賣田螺） 　　　　　　　　　　　　 廟街賣唱（1964)

　　舊日香港基層的生活比較清貧樸素，娛樂也不像今天那樣多姿多彩。每當華燈初上，逛遊「大笪地」，俗稱平民夜總會，即成為普羅大眾最常作的消遣。所謂「大笪地」，不必專指某處地點，港島的文武廟、九如坊，九龍宋皇臺、大角咀福全街、福華街交界（舊英京戲院附近），皆有大笪地。不過論到規模最大，最廣為人知的，自然當數九龍油麻地的榕樹頭了。

   

　　　　　　　　　六十年代的榕樹頭還未有圍牆欄杆，廟的門前便是馬路。　　　　　1965年電影《三喜奇緣》中的廟街場景

　　大笪地除了音樂賣藝外，還有大牌檔的各式飲食、占卦算命、講古賣藥、武術雜耍（耍猴、心口碎大石、喉嚨吞劍等等），其他還有多種販賣攤檔，衣服、頭蠟、唱片甚至春藥，應有盡有，總之就是各適其適，絕對可以消磨整個晚上。

　　當時廟街至少有六、七檔露天歌壇，其中最有人氣的可算是「生鬼七」。

　　生鬼七原名梁七，擅長多種樂器，包括梵鈴、二胡、笛子、色士風、小號等，甚至還能表現「拉鋸」（鋸琴）。他最初是在廣州活動，大陸變色後跑到澳門，五十年代再來香港。由於生性不合群，少玩雅座曲壇，多在露天擺檔。六十年代，生鬼七是一個人週圍擺檔，有時在廟前，有時則在永星里。以下是幾段吳老對生鬼七的回憶。

甲、鬼佬帶挈過肥年

   

　　　廖志偉在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電影系列中，常擔任蘇乞兒一角，YOUTUBE上有很多他跟伍木蘭合唱的諧趣粵曲 　　

　　生鬼七曾跟吳老講述一件往事，話說在1960年「埋年廿二」那天晚上（即距離農曆新年還有一星期左右），他一個人在宋皇臺擺街檔，附近還有擅唱諧趣粵語流行曲（所謂「幻影新曲」）的廖志偉（1900-1977）、伍木蘭一檔。當時有齣荷里活電影來香港拍攝外景，在帶街嚮導引領下，大伙來到宋皇臺拍攝歌壇的鏡頭。大概是比較熱鬧有看頭，嚮導最先帶他們到廖志偉那裏。當說明來意後，問他擺拍幾個鏡頭要多少錢。廖志偉獅子張大口，出價一千，攝影組的鬼頭覺得太貴，談不合攏，嚮導於是帶他們來到生鬼七的檔口，同樣問他要多少錢，生鬼七的回覆是「任你俾」，鬼頭於是出價港幣五百大元，雙方成交。廖志偉這時混在人群中，見狀情急，立即跟嚮導說：「五百我也肯拍」，但遭嚮導拒絕。生鬼七事後說：「個回真係過肥年」。吳老稱，當時酒樓的廚師，頭鑊（主廚）的月薪才280元，二鑊220，鑊尾180。五百元拍幾個鏡頭，絕對不是小數目，廖志偉那回真的可以唱番首「貪字得個貧」。

　　（案：據吳老所述，該套電影即由威廉荷頓和關南施主演的《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不過該電影現存的版本中，並無宋皇臺夜景的鏡頭，可能是拍了但未有用上，反而卻有一段廟街的街景，見下圖。又，記得小時候的印象，廟街歌檔往往有「嚴禁拍照」之類的警告標語。拍照需要付費，拍片當然更加取價不霏，因而今天現存廟街賣唱街檔的照片或視頻皆很少，十分可惜。）

 

左中兩圖是同一地點的照片，注意圖中左上方的美都餐室。有人指出，廟街白天並不如此熙來攘往，左圖有不少路人其實是由「臨記」扮的

乙、廟街歌檔的運作

　　六十年代時，榕樹頭還未有欄杆圍牆，生鬼七通常是一個人在天后廟門口的右邊擺檔，左邊門口是盲禧，公廁門口則是阿禮。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廟前才封馬路，建圍牆，整個榕樹頭改建為公園，不准再擺檔。

　　廟街最輝煌的日子是1970年代前後，同樣生鬼七街檔亦以那時最鼎盛，基本人腳包括：生鬼七、白欖基、生鬼七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龍仔，小兒子忘記了名稱），還有一個女孩叫阿芬，負責唱歌和吹笛。

　　1972年，吳老有次跟生鬼七說：「七哥，我可唔可以埋黎玩音樂？」生鬼七說：「可以，您玩甚麼樂器？」從此每天吳老便五時下班收工後，八點到廟街開場，生鬼七亦預先把秦琴調好音，等他來參加。如是者，吳老前後免費客串了一年多，最後才因工作忙碌而沒有再去。

［左圖］網上唯一找到生鬼七的圖像（經吳老與李老鑑定確認）

　　生鬼七這檔的特色是不唱粵曲，專唱小調之類的粵語流行曲。吳老憶述，七十年代初流行李小龍熱，那時生鬼七玩梵鈴，小兒子打啫士鼓，龍仔唱起《猛龍過江》、《唐山大兄》等歌曲時，一邊唱，一邊還揮弄著雙截棍，場面十分熱鬧，過癮非常。

　　據吳老憶述，生鬼七這檔生意是如此分成的：樂器佔一份半，檔主佔一份半（即是生鬼七本人佔三份），龍仔佔一份，細仔佔一份，白欖基佔一份，阿芬佔一份。他們是按3：1：1：1：1的比例，瓜分觀眾的打賞。

丙、到潘氏宗親會玩音樂

　　潘氏宗親會位於港島灣仔莊士頓道167號中匯大廈13樓，1970年代的㑹長是潘鸿昭，其會員有不少是粵樂名家和粵曲名家，最著名的首推薛覺先的入室弚子潘朝碩。1966年香港電台由梁以忠主持的「古啌八大名曲」，潘朝碩既拉二絃又兼唱曲。

　　潘氏宗親會的曲社，由吳老的師父高國華先生主理，1968-95年間，吳老經常在此玩音樂。有一次吳老問高師傅是否認識生鬼七，高師傅說認識，吳老提議找他到來玩音樂。高師傅於是便約同趙芝雲等人，一起來次音樂雅聚。記得那天生鬼七玩梵鈴，第一首曲就是《凱旋》，第二首是《賽龍奪錦》。高師傅彈班鳩琴（Banjo），趙芝雲打揚琴，張金泉打敲擊和高邊鑼，聽得眾人如痴如醉。事後吳老問趙芝雲先前是否認識生鬼七，趙說不認識，但評論生鬼七拉梵鈴的技藝，確具職業水準。

　　［右圖］六、七十年代的中匯大廈，區區兒時即住在附近。

丁、擴音器風波

　　盲禧是生鬼七的主要競爭對手，他這檔是由盲禧和盲佳玩音樂拍和，禧哥和盲婆唱粵曲。雙方為了爭奪觀眾，皆用上擴音機，一於開足音量，互鬥嘈吵，弄得附近人家雞犬不寧，最後向警察投訴。油麻地警署於是派來一輛「豬籠車」，拉人封檔，兩位檔主皆遭票控，部份樂器更被沒收，用作呈堂證物。翌天，二人到附近南九龍裁判署繳交罰款，再憑收據到差館拿回架生繼續開檔。此後，大家每隔一段時日便會被檢控。有段日子，甚至還被警方禁演。

　　榕樹頭公園建成後，園內不准擺檔，生鬼七和盲禧皆搬到附近繼續營業。九十年代生鬼七還健在，他白天在「艷陽天」歌壇工作，晚上則在廟街停車場對面擺街檔，直到去世。據吳老的回憶，最後一次在廟街見到他是1992年。

［左圖］香港電台1982年拍攝的《鑑鏘集＿廟街行》，劉家傑旁白，重點介紹禧哥。中間唱噱頭歌的部份，根據吳前輩的回憶，檔主名叫阿禮，擺在廁所門口。打手鼓的叫阿成，專唱咸濕歌；女歌手名叫阿歡，是當時廟街最受歡迎的歌者。鏡頭中1:41驚鴻一瞥出現吹色士風的那位樂師，就是著名的生鬼七了。由於榕樹頭公園建成後，嚴禁擺檔，生鬼七失去了廟門口的地盤，有段日子轉到阿禮這裏來玩。他戴戒指和手錶，可謂入型入格，十分容易識別。

戊、黑社會打鬥

　　　　　　　位於廟街63號的美都餐室，自1950年開業以來，一直經營到今天。據說招牌菜式是焗排骨飯和西多士

　　據吳老所述，在六、七十年代，美都餐室號稱「龍門客棧」，是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薈集地。黑社會因為利益糾葛，經常在此「講數」，一旦談判失敗，便唯有武力私了。但有趣的是，黑幫從來都不會在餐室內翻桌，例必到餐室外面才動手；同樣地，打鬥勢必波及近在咫尺的歌檔，刀光劍影，人人心驚胆顫。不過，別說人身安全，即使是樂器等物品，從來皆不會有任何損失。觀眾見到有人「開片」，自然雞飛狗走，作鳥獸散，但過了一會，大戰平息後，大家很快又紛紛聚集到歌檔前，繼續歌舞昇平，好像剛才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這種場景，吳老在客串的一年多裏，已見過多次。據他解釋，廟街的歌檔，或多或少都要向黑道交點「保護費」。你收得人家的錢，人家就是你的「米飯班主」，一旦打爛了謀生器材，試問人家又如何拿得錢出來呢？畢竟盜亦有道，出來混的始終要講點江湖道義。

己、奇人白欖基

　　白欖基（1925～2013）是廟街歌檔另一位傳奇人物。他原名郭鑑基，正職是在政府房屋署轄下的寮屋管制組（俗稱寮仔部）工作。放假時，白天才到附近石硤尾、九龍仔、大坑東一帶賣飛機欖。到了晚上，他便到生鬼七的街檔賣藝。賣白欖絕對是技術活，要把白欖拋到數層樓高，兼且百發百中，沒有幾招看家本領是無法做到的。賣欖同時也是兼賣唱，白欖基擅長唱老馬腔，能夠一面自彈秦琴，一面唱曲，水平十分高。他曾向吳老說，全盛時期最高紀錄，一天的收入接近二千元（按：那時候普通一層樓也只是十萬八萬而已）。

　　白欖基的妻子是位失明人士，綽號「盲婆」。他們育有一子一女，男的名叫雄仔。有次白欖基要求吳老替兒子介紹工作，吳老便介紹他到自己酒樓的油雞燒味部去。至於今天仍在旺角賣欖的泰國人基嫂，其實是基哥的續弦妻。

　　1973年，高國華師傅組團到元朗聿修堂開音樂表演會，成員包括陳康（梵鈴）、趙芝雲（揚琴）、吳昆漢（三弦）、白欖基等。白欖基自彈自唱老馬的《余俠魂訴情》，唱得十分傳神，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當晚呂文成亦有出席，不過只玩了一首《齊破陣》，還把樂曲名改為《歡樂進行曲》。事後吳老跟盧家熾提起，熾叔便說笑地評論：「成伯老到懵咗，本來叫《齊破陣》就很好，無端端做乜要改？」

　　（吳老強調，熾叔對呂文成一直是極為尊重的，在1950-70年代，大凡他在香港電台主持的音樂節目，幾乎都是使用成伯的作品作為開場曲的，例如《普天同慶》、《步步高》、《醒獅》、《齊破陣》、《花香襯馬蹄》等等。）

　　直到九七回歸以後，白欖基仍在旺角一帶售賣白欖，不過隨著年事漸高，不獨拋欖技藝早成絕響，甚至連唱曲也越來越少。大概是2010年，吳老有晚見他在旺角地鐵站門口賣白欖，於是便上前跟他聊天。「基叔，以前見過你兩次上電視接受訪問，講授如何拋欖的秘訣。」白欖基回答說：「本來唔止兩次，仲有第三次。第一次電視台俾我一千元，第二次亦是一千，第三次我唔制，要千五，結果講唔成，無拍到。」

三、「三弦王」吳昆漢

　　吳老指出，當年在香港的樂壇，玩音樂玩到稱王的，可數風流二絃王梁以忠；木琴王陳文逹；二胡王鍾橋生（早期）、呂文成、盧家熾、馮華；蕭王何浪萍、邵鐵鴻、廖森；琵琶電結他王何大㣭、馮少堅；梵鈴王是尹自重，而駱津（臻）更被稱為「南天王」；揚琴王是袁清華、呂文成、趙芝雲、羅伯遐、陳文達。這些粤樂前輩的地位，都是當年曲藝界所公認的。

　　至於三弦王，曲藝界公認的也有數人。除了羅伯遐外，還有馮維祺和劉潤鴻。後者在六、七十年代主理金漢酒楼的「絃韻歌聲」歌壇，他的太太是名伶衛少芳，兒子是劉建榮（即替林家聲、汪明荃等劇團擔任頭架的樂師）。

　　除了這三位大家公認的三弦王之外，尚有兩人是「自稱」的三弦王，一個是吳昆漢，一個是陳華。

　　話說這位吳昆漢，除了自封「三弦王」外，背後還有一個頗不雅馴的綽號——「神枱貓屎」，意即「神憎鬼厭」。據其所稱，粵劇名伶吳君麗是其親姊。他的正職是三行師傅，文化水平相當有限，不甚識字，但記性卻很好，演奏基本上不用看譜。此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心高氣傲，經常當面批評人家，因此才得到以上的尊號。

　　在大角咀福華街英京戲院後面，有一所「華德遊樂社」，由岑煥庭（即岑建勳的父親）主理，裏面有各種的文娛活動，例如武術班、粵曲、跳舞等等，有時星期六晚上會搞個晚會，邀請音樂名家到場玩音樂。話說在1972-73年左右，有次晚會請來了劉建榮、趙芝雲、吳昆漢、華迪等人。吳昆漢一向跟趙芝雲不和，便故意戲弄他。趙芝雲素來的習慣，是先點燃一根香煙，吸兩口便放在一旁，然後再為揚琴調音。吳昆漢乘其不覺，把香煙丟到地上，然後一腳踢開，趙回過頭來，遍尋不獲。吳昆漢平日的德性，大率就是如此。

四、林兆鎏的點滴記憶

　　林兆鎏除了不玩梵鈴外，其他幾乎樣樣皆能，尤其擅長二胡和色士風。他更是第一個將色士風引進粵樂的人。

　　馮華主理的「今樂府」曾搬過很多處地方，當他遷離上環的添男茶樓，添男歌壇便改由林兆鎏主理。據吳老回憶，林氏很少落場玩音樂的，他平常便是拿著一瓶三號裝的人頭馬白蘭地，跟每枱的客人「打牙骹」，聊天聯誼。有次在歌壇，吳老點了一曲《夜深沉》，林氏親自拉二胡，其餘便只有一個爵士鼓，林兆鎏玩到風生水起，全場掌聲如雷。

　　吳老回憶呂文成在1973年曾跟他說起，有次跟林兆鎏一起在台上玩著精神音樂，當時正奏著《特別快車》，林氏吹色士風，忽然口中吐血，原來他患有肺癆，演奏亦因此停止。

　　林兆鎏的兒子是位大醫生，吳老說有次在電視看「仁濟之夜」之類晚會，主持人介紹一位林醫生時，便稱其父就是香港粵樂名家林兆鎏。

　［左］《新對花》：呂文成木琴，何大傻結他，林兆鎏色士風

五、其他

　　1. 說起樂師返大陸，吳老稱簫王何浪萍是1960年代初才回大陸的，五十年代末他尚在香港灌錄唱片。區區覺得情況有點令人費解，經過反右、大躍進等運動，特別是三年大饑荒後，六十年代初還有人敢回去？耐人尋味。

　　此外，根據遠在加拿大的資深廣東音樂前輩李先生的補充，崔蔚林是1956年返回大陸定居的。當時他曾邀請邵鐵鴻一起前往，邵的答覆是：「上面的生活不適合我，我習慣了香港的生活。」此事是邵鐵鴻生前跟李前輩親口說的。

　　2. 有關「七省琴王」袁清華被戲稱「八省琴王」的典故，根據唐建垣先生的回憶，是源出於盧家熾對袁老師的訓叱（按：粵語中的「省」，除了用作省份、反省等外，還有嚴厲批評的含義，所謂「省到立立靚」），但整件事情卻語焉而不詳。吳老憶述高國華師傅的說法，此事其實是跟羅迫遐有關。羅伯遐除了記性好之外，為人脾氣也好，平易近人，因此人緣頗佳。他主理一處歌壇，自己當頭架，由趙芝雲打揚琴。袁清華也主理一處歌壇，由於趙芝雲跟他十分老友，於是便實行挖角，把趙拉去當自己的揚琴手。有次羅伯遐跟袁清華碰面，羅便當面指責袁清華不夠義氣，從此袁老師因為被人「省多一省」，便得到「八省琴王」的雅號。（按：熾叔跟羅伯遐關係十分密切，跟袁老師也頗要好。以上兩種說法，應該沒有衝突，極可能是指同一件事。至於是由誰人去「省」，不甚重要了。）

　　3. 區區問到，高國華師傅好像跟晚年的呂文成關係十分友好，經常能把成伯請去玩音樂的。吳老解釋，高師傅也是位十分資深的粵樂名家，論輩份，低成伯一輩，但二人的確十分老友，基本上是逢請必到。成伯的太太通常也無意見，總之管接管送，帶得去時帶得回便是。

　　話說在1978年，馮華主理的今樂府設於港島灣仔駱克道的醉瓊樓，有次高氏宗親會包全廳宴會，成伯自然也被帶來，尹自重也在場。高師傅獻唱一曲，由馮華拍和。今樂府的作風，是唱一支曲便玩一首音樂，大家請成伯玩《鳥投林》，成伯當時年事已高，有點老態龍鍾，而且聽覺亦已退化，但不便回絕大家的美意，於是馮華先替他先調好二胡，然後再獨奏。據吳老回憶，所謂英雄遲暮，成伯那次玩得其實並不好，但大家仍是報以熱烈掌聲。成伯也頗激動，雙手把二胡高高舉起，向大家示意致謝。

2021新年偶感

2021新年偶感

  

甲、懷念李老師

　　每次想起這首美國古老民歌，心中立時聯想到的不是余華筆下的福貴，而是自己中學時地理科的李老師。由於他的英文稱呼是MR. J. LEE，所以大家背後都叫他的嫟稱－－「啫喱」。平心而言，老師教書真的很糟羔，就是喜歡唱歌。至今實在完全記不起課堂上學過些甚麼，只記得有次他跟我們唱這首OLD BLACK JOE，大家拍手叫好，其實只是嬉戲取笑他。每逢考試前夕，他便把試題預先告訴我們，還把答案寫出，大家就這樣糊弄過去。三年親炙，最後結果是連本科的中學會考都不敢出席，所以會考成績，僥倖沒有一科不合格，差堪告慰。

　　有一段頗長時間，對李老師的觀感並不太好，總體印象就是一個老糊塗。後來出來做事，從他的一位友人冼老師口中得知，原來李老師當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炮兵專業，年青時當過軍官，參加過抗日戰爭。據說當日他們駐紥在粵北，抗戰後期韶關淪陷，部隊撤退到贛粵交界的山區，長官告訴他們，如果連這裏都失守，大家便只能自殺了。不久，卻聽到抗戰勝利的消息。民國三十八年逃難來到香港，被迫當上教師的職業。

　　所以，世上很多貌似平凡的人，往往卻有著不平凡的經歷與故事。正如當年在香港無線電視（TVB）專門飾演「白粉道友」的演員曾楚霖（1921~1988），其貎不揚，如果沒有人說，有誰會想到他原來戰前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精通中、英、德、日數國語言，抗戰時擔任國府的情報間諜，還跟周璇（1920-1957）在香港同居，誕下兒子，簡直是匪夷所思。

乙、關懷長者

　　民歌OLD BLACK JOE 大意是寫一位風燭殘年、孑然一身的孤獨老人 ，他彷彿聽到已經去世親朋、子孫的呼喚，覺得自己也快將隨他們而去。據說余華就是第一次聽到這首歌後，從而取得創作《活著》的靈感。

　　生老病死，皆屬人生難免的事，我們只能無奈地接受。人一旦步入垂暮之年，問題便一大堆，撇開身體、物質方面的問題，心靈毛病其實也很多，這方面男性長者往往比女性來得嚴重。女性一般比較「長舌」，不管生張熟李，見面便大談特談，因而心理比較健康，較少鬱結；男性長者大多比較閉縮，孤寂苦悶，缺乏成就感、認同感。以下試以先父的情況為例。

　　先父去世已經十二年，他年過七十，還一直工作著，有正常入息，區區因此才能多年幸福地躲過了家庭責任，任性地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父親後來在偶然情況下發現患上肺癌，經手術後暫時痊癒，一直到復發並離世，中間有三年的時間，算是過著退休閒逸的生活。那時物質上並無任何壓力，精神上的無聊卻是問題。有次區區向他建議，不若學母親一般，到公園坐坐，跟人家談天說地，閒話家常，也好打發一下時間。他的回答竟是：「我才不會到那種地方，裏面全是老坑伯父（粵語讀上平聲）。」區區不禁慨歎：「你自己便是老坑伯父，怎能嫌棄人家老呢？」這就是典型的閉縮型男性長者人格。

　　他們不是沒有話想跟您說，只是他們不喜歡跟那些比自己還要老的人說。這點倒是有點像精神病患者，大家並不會因為「同病相憐」而惺惺相惜，變得投契。長者一般喜歡跟年青人交往，但問題是他們早已跟時代脫節，話多不投機；更甚者，老人家一般都是極度自我中心，只想講自己的內心感受，對你的話並無多大興趣，結果是有他說沒你說，年輕人因此便嫌棄長者嚕唆、無聊。

　　近年來，區區會根據自己有限的能力，嘗試跟一些男性長者接觸（當然是有選擇的），間中跟他們飲茶聊天，聽聽他們的故事，哄哄他們開心。在今天物質相對豐裕的香港社會，最缺乏的並不是金錢，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意關懷。自問沒有施永青老板那份雄厚財力，設立慈善基金去山區扶貧，與其捐錢給某些機構，最後下落不明，倒不如從自己身邊認識的人做起，略盡點綿力，不敢說有何偉大之處，但總算是服務社會吧。老實說，時間、金錢的付出是免不了的，回報卻從來沒想過。區區覺得，只要不是負回報，有意義的事便值得去做。可能自己也行將步入遲暮之齡，有時會想，如果自己有幸能活到七八十歲，假使有後輩找我飲茶聊天，聽唔偉論，那是多麼幸福愉快的事！

　　人生於世，有時實在不能太認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您哄哄我，我哄哄您，世界就能變得更加美好。小孩、女生需要人哄，成年人也需要，老人家更需要。我們的善意難道真是那麼難去釋出嗎？

　　近年來香港社會陷入嚴重的撕裂，政治上無論作任何取態，基本上都會跟超過百萬人敵對。這裏不禁要問，所謂正義邪惡之分，真的是那麼絕對嗎？您憑甚麼竟有如此自信，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百分之百就是正義鋤奸，而不是助紂為虐的呢？老實說，任何陣營背後都有境外勢力的扶植資助（說難聽一點是豢養操控），與其淪為各種政治勢力之間鬥爭角力的工具，倒不如做點肯定是對的事；與其選擇以「破壞」的方式來報效社會，何不改去當義工？總之，年青人立志要貢獻社會，途徑可以很多，而最壞最壞的，莫過是參與政治一途。